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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少平:設計要在驅動商業發展和保護生态環境可持續之間獲得平衡

時間:2019-09-24 分類:商界

管少平博士,中國建築文化研究會風景園林委員分副會長,教育部教學指導委員會工業設計類教學指導委員會委員,國際園林景觀規劃設計行業協會專家委員會委員,中國工業設計協會教育分會常務理事,廣東省機械工程學會工業設計分會副理事長,國際中國規劃學會會員,中國風景園林學會會員,廣東省高校美術與設計教育專業學會常務理事。

訪談中,管少平教授梳理了可持續設計在國際國内發展的曆程,總結出,盡管總體水平上我國可持續設計發展水平至今與歐美發達國家仍有不小差距,但不管是政府、科研院所還是企業都已經全面地提高了認識水平并正積極地推進可持續設計的發展。管教授還提出,“如何在設計驅動商業發展和保護生态環境可持續之間獲得平衡?”這個問題在當今有着更廣泛、更新、更深刻的讨論價值。

查後寫成了《寂靜的春天》一書,将濫用DDT等合成殺蟲劑造成環境污染、生态破壞的大量觸目驚心的事實揭示于公衆面前,引起了美國朝野震動,并影響到全世界。卡遜通過《寂靜的春天》,不僅僅阻止了殺蟲劑的濫用,更重要的是她喚起了公衆環保意識的覺醒,進而在世界範圍内掀起了一場聲勢浩大的并延續至今的環保運動。

《寂靜的春天》推動了全世界公衆對環境問題的關注,人類曆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群衆性環保運動開啟了,全世界各種針對環保的組織紛紛成立、會議紛紛召開、宣言紛紛發表。1968年,“羅馬俱樂部”在羅馬成立,1972年發表了震撼世界的著名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對西方流行以資源的高消耗、污染的高排放和生态的嚴重破壞為代價的高增長模式進行了深刻的反思;1969年,“地球之友”在美國舊金山成立;1970年,國際社會科學評議會在東京召開公害問題國際座談會,會後發表《東京宣言》,将公民環境權作為一種基本人權,在法律體系中确定下來;1970年,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成立環境委員會;1970年,在美國,一些環境保護工作者和社會名流發起的一場聲勢空前的令世人矚目的“地球日”運動,呼籲創造一個清潔、簡單、和平的生活環境。在全球環保浪潮的推動和壓力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972年6月5日至16日在瑞典斯德哥爾摩召開,會議的希望是:鼓勵和指導各國政府和國際機構采取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行動,并要求各國政府、聯合國機構和國際組織在采取具體措施解決各種環境問題方面進行合作。會議通過了《人類環境宣言》,《人類環境行動計劃》,還通過了将每年的6月5日作為“世界環境日”在會議的建議下,還成立了聯合國環境規劃署。這次會議在世界環境保護工作上具有裡程碑的意義。

自斯德哥爾摩會議後的二十多年問,幾乎每一年、兩年就有一次大的有關環境保護和社會發展的會議,并發表宣言、制定計劃或公約、設立基金等。如1980年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世界自然保護大綱》;1982年,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10周年紀念會議在内羅畢召開,通過《内羅畢宣言》,1984年,聯合國成立”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WCED”;1987年,聯合國世界與環境發展委員會WCED通過了《東京宣言》,并公布《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書,提出了許多以”可持續發展”為中心思想的建議;1992年,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在巴西裡約熱内盧召開,通過了《裡約熱内盧環境與發展宣言》,會議還通過了《21世紀議程-可持續環境與發展行動計劃》、《生物多樣性公約》等。這裡有必要特别提及的是:如果說斯德哥爾摩會議是對全球人類的環境影響的首次評估,試圖就如何應對保持和改善人類環境的挑戰達成一個基本共識,《人類環境宣言》基本上是支持廣泛的環境政策目标和具體目标,而不是詳述規範性的立場;那麼,到裡約會議時,國際社會的任務就變成了對現有環境方面規範期待的系統化和重申,以及為可持續發展大膽奠定法律和政治基礎。這對保護環境立法而言無疑是具有裡程碑意義的。

其次,說說可持續發展。可持續發展的思想是相應環保的觀念生發出來的。從環境問題的發展曆程能看到,由人制造的環境問題是随人類誕生就産生,且随着人類社會的發展而發展。撇開自然原因,環境問題就是指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矛盾,當這種矛盾嚴重到超過生态系統承載能力時,就将危及人的生存。人這一物種要延續下去,其賴以生存發展的生态環境就必須保持系統完整性和動态平衡調節能力。一種可以長久維持的過程或狀态稱之為可持續性,事物從出生開始不斷地變化更新稱之為發展,那可持續發展就可以理解為事物可以長久維持的不斷變化更新。環保的目的就是要消除或平衡人類與環境之間的矛盾以維持人類的長久生存演化,也就是維持人類的可持續發展;要維持人的可持續發展,也就要求其依賴的環境的可持續。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環境保護和可持續發展總是放在一起讨論和研究,甚至還有我國現在流行的“環保可持續”這樣的表達。

通常都認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是在1980年由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野生動物基金會(WWF)共同發表《世界自然保護大綱》中明确提出來的,在大綱的IV頁第一段第一句就是“《世界自然保護大綱》的目的是通過保護生命資源來推動實現可持續發展。”大綱文本中還談到“必須研究自然的、社會的、生态的、經濟的以及利用自然資源過程中的基本關系,以确保全球的可持續發展。”但可持續發展這一觀念的形成,源頭更早可以追溯到羅馬俱樂部1972年發表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在此項研究中,揭示了西方國家流行的高增長理論背後是以資源的高消耗、高污染和生态嚴重破壞為代價,研究通過以世界人口增長、糧食生産、工業發展、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這5大基本因素構成的世界系統仿真模型,闡述了尤其是産業革命以來的高經濟增長模式使人類與自然處于尖銳的矛盾之中,給地球生态系統和人類自身帶來的毀滅性災難,對原有的這種指數式高增長模式提出了強烈的質疑。羅馬俱樂部通過揭示“高增長“的不可持續性,直接推動了可持續發展觀的形成;《增長的極限》在世界範圍内引發的對人類未來命運的“嚴肅憂慮”,以及對發展與環境關系的論述和一系列著名的後續研究成果,使羅馬俱樂部的工作成為可持續發展史上的一座豐碑。1981年,《華盛頓郵報》譽為“世界上最有影響的一位思想家”的美國農業經濟及生态學家萊斯特-布朗(LesterR.Brown)出版了他的著作《建設一個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提出以控制人口增長、保護資源基礎和開發再生能源來實現可持續發展(也有人認為“可持續發展”這一概念首先是由布朗提出來的)。1987年2月,由布蘭特夫人擔任主席的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日本東京召開的第八次會議上通過,後經第42屆聯大辯論通過,于1987年4月正式出版的報告《我們共同的未來》,報告中正式使用了“可持續發展”概念,并對該概念進行了較系統的闡述,産生了廣泛影響。到1992年的裡約熱内盧召開的聯合國環境與發展大會,通過的《裡約環境與發展宣言》、《21世紀議程》等五個旨在保護地球環境的重要文件都是以可持續發展為思想核心。在這次會議後,聯合國成立了“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委員會”(Cornmission on Sustainable Development),這也标志着國際社會正式将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

“可持續發展”的概念有許多不同的理解,就字面的理解,就可以理解為事物可以長久維持的不斷變化更新。有側重于不同方面的理解,如:側重于自然方面的理解,就是對自然資源的開發利用不超越自然生态環境系統更新能力的發展;側重于經濟方面的理解,就是基于開發利用自然資源獲取經濟利益創造當代人的福祉,但又确保後代人的福祉不因之減少;側重科技方面,就是在盡可能減少自然資源消耗和環境污染的前提下來發展科技服務于人類的需要;側重于社會方面,就是“在生存于不超出維持生态系統涵容能力之情況下,改善人類的生活品質”。盡管四個側面的理解各有其獨有内涵,但概括起來不外乎是,在發展過程中,要确保人類滿足需要的同時,也要保證環境的可持續,還要保證人類後代的需要可持續,換句話說要保證經濟、社會、生态都可持續。故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在《我們共同的未來》中将可持續發展定義為:“能滿足當代人的需要,又不對後代人滿足其需要的能力構成危害的發展。”從根本上講,可持續發展是觀念,更是方法,它尋求在不同的、往往是相互競争的需要與我們作為一個社會所面臨的環境、社會和經濟限制之間取得平衡。

從前面對環保意識、可持續發展觀念的興起到全球性的環保和可持續發展戰略的發展過程,再來了解可持續設計的發展曆程就已經比較清晰了。具體精确到哪年哪月哪人提出可持續設計概念暫未做考證,但很多時候某些概念的産生也許是在一個特定的時代思潮下的某個階段的人們普遍認識約定俗成的結果,可持續設計我想也是如此,特别是在可持續發展的大觀念大戰略背景下。回到上述環保、可持續發展觀念和行動發展的曆程背景,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正是西方國家特别是歐美國家空前的發展時期,也是高消耗、高污染一味追求經濟指數式增長、财富占有物質享樂的時期,我們都知道這個時期産生的“計劃廢止制”,其内含的設計價值取向就是這一時期社會發展目标和價值追求的典型反映。就在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喚起世界社會廣泛的環保意識後,無疑設計師們也會反思,其中一個代表人物就是美國設計理論家、設計師維克多·巴巴納克,他于1970年出版了他的著作《為真實的世界而設計》,在書中他強調了設計師對生态環境與社會的責任,應認真考慮地球資源的有限性,為保護地球環境服務,設計最大作用不是創造商業價值,而是一種适當的社會變革中的元素,所以,他首次提出了設計倫理,比如“設計要為人們的需求而不是欲求而設計”,從理論上嚴肅提出設計的“目的”問題。在那個時代,他有這樣的思想認識非常了不起,就是在今天看來,他也揭示了綠色設計、可持續設計的價值内核;毋庸置疑,他的思想藉由其著作的傳播對綠色設計的思潮産生産生了直接影響。

但是,一種認識的産生到思想觀念的形成,再到傳播以緻引發出一種思想觀念的潮流并不是容易的事,要經曆一個漫長的過程(有的甚至會中途夭折)。巴巴納克的思想剛出現時,很多人不以為然甚至引起很多争議,這跟卡遜的《寂靜的春天》剛出版時的境況是一樣的,盡管1972年還有《增長的極限》引發的震蕩和憂慮,但畢竟當時是經濟發展和人們追求物質利益最強勁的時期,直到經曆了環境問題的愈來愈深廣的傷害以及70年代兩次能源危機帶來的生活上沉重打擊,到八十年代,西方發達國家的環保和綠色生态意識終于在全社會高漲起來,也因之掀起了“綠色消費”風潮,綠色設計也就應運而生了。

綠色設計,是一種形象的說法,作為一種設計理念的本質内涵就是,将環境屬性作為産品設計的目标而非限制條件,在不影響設計産品的性能、質量和使用壽命等情況下将利于環境保護的性能和品質賦予到産品中;也就是說,綠色設計主要着眼于自然生态環境的保護,通過設計使産品盡可能減少對環境的不利影響,所以,綠色設計也稱生态設計、環境意識設計。綠色設計從最初的重在産品實體制造本身的環保考量發展到從産品的原材料取得、生産、使用到廢棄的生命周期全過程中的環保考量,主要設計原則有“3R”(Reduce,Reuse,Recycle)即減少環境污染、減小能源消耗,産品和零部件的回收再生循環或者重新利用等。綠色設計發展過程中,一些評估評價的方法和綠色設計标準逐漸被引入或建立用來對與設計的特定産品(或服務)相關的環境因素和影響(包括潛在影響)進行科學測量、鑒定與評價,同時也可對設計過程中的思維與方法進行引導、指引和規範,使綠色設計不僅僅停留在基于經驗的創意上,而是具有了科學理性的判斷、策略與實證的确定性、可靠性特征,使通過設計盡量接近實現環保預期的環保價值和效率成為可能。這些評價方法和綠色設計标準如:1960年代在美國即開始發展的環境管理工具“生命周期評估”(LCA)經過發展被引入用以評估、指導和規範綠色設計;國際标準化組織(ISO)ISO 14006-2011《環境管理體系包含生态設計的指南》等等。但是,正如就環境問題談環境問題不能真正解決環境問題一樣,隻強調自然環境可持續性的綠色設計并不能有效地達到可持續發展的目标,因為我們即或在單個産品及其生命周期上較好地解決了污染及資源使用等環保問題,并不能保證支撐人們某一個生活系統運行的其它産品也同樣環保以及不同産品問的關系能夠架構起一個環保的、兼顧了人的不同需要運行的系統,更何況人的價值觀及各種欲望常常會沖破一個良好運行的生态系統,比如“計劃廢止制”既反映了資本家對利潤的貪婪追求,也反映了消費者對經由物質享受帶來的新奇體驗的無休止欲望滿足;再比如富人和窮人都會發生對土地的過度開墾和植被的亂砍亂罰,富人為了攫取更大的經濟利益,窮人為了活命,等等。前面已經講過,可持續發展涉及到自然、環境、社會、經濟、科技、政治等諸多方面,是一種必須兼顧政治、生態、社會、經濟等多方利益,相互協調和共同發展的基礎上的一種發展,所以,綠色設計要想在可持續發展上發揮更大作用,必須擴大延伸其考量的要素範圍并發展出新的設計理念與方法。

國際社會正式将可持續發展作為人類走向新世紀的發展戰略後,1980年代末到90年代開始,綠色設計思想逐漸藉由可持續發展思想豐富發展,可持續設計的概念産生出來,在可持續的視野裡,盡管與綠色設計有着相同的本質,但範疇大為擴展,除了強調自然生态環境的可持續,還要關注社會發展的可持續,通過設計在自然生态環境、政治、經濟、文化等多方面尋找和建立平衡,為自然和人類協調的可持續發展創造價值。所以,在這個意義上,以生态學的視角,這是一個大綠色(自然生态、社會生态)的概念,故也可以将可持續設計理解為是綠色設計的無限延伸。從90年代開始,與可持續設計相關的研究成果越來越多,政策法律法規也不斷推出,這些都極大地推動了可持續設計的快速發展。如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與荷蘭的Rathenau研究所以及代爾伏特理工大學共同進行環境友好型産品開發的研究項目,并于1997年4月出版了《生态設計一種有希望的可持續生産與消費思路》一書;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和國際環境毒理學和化學學會(SETAC)在2002年啟動了生命周期行動(life cycle initiative),對生命周期管理(LCM)進行了深入全面的研究;2005年7月6日,歐盟議會和歐盟理事會通過了關于用能産品生态設計要求的EUP指令等三大綠色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