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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實的楊家将:一個受到嘉獎的“貳臣”

時間:2019-09-18 分類:讀書文摘

“楊家将”故事裡,有一位楊四郎,是楊令公第四子。在宋遼“金沙灘之戰”中,因奸臣潘仁美不加救援,楊門八子戰死的戰死,失蹤的失蹤,隻有楊六郎一人全身而歸,楊四郎則被遼人俘獲,蕭太後見他長得一表人才,又有一身好武藝,愛才心切,便将公主許配給他,招為驸馬。十五年後,楊四郎過關探母,助宋破遼,與家團圓。這個故事,被京劇及衆多地方戲編為 《四郎探母》。

“楊家将”傳奇其實是後世底層文人虛構出來的故事,始見元代雜劇與明代評書小說。但按《宋史》 的記載,楊業的七個兒子楊延朗、楊延浦、楊延訓、楊延環、楊延貴、楊延彬、楊延玉,除了小兒子楊延玉随父戰死沙場之外,其餘六子皆得善終, 既未戰死,亦未被俘。

不過,楊四郎有曆史原型,這個曆史原型便是景德元年為促成宋遼“澶淵之盟”做出很大貢獻的王繼忠。

被俘

王繼忠為宋真宗藩邸舊人,自幼與趙恒相識,“事真宗儲邸曆年最久,群萃中為之冠首,衆皆憚其嚴整。宮中事,有所未便,常盡規谏,上每為之斂容聽納,特加禮遇”。相傳宋真宗為開封府尹時,曾經“呼通衢中鐵盤市蔔一瞽者”,給他的幾名親信摸骨算命,當算到王繼忠的命理時,“瞽者駭之曰:‘此人可訝。半生食官祿,半生食胡祿。真宗笑而遣去”。對算命先生的話,真宗一笑置之,并不相信。

誰知算命先生一言成谶。真宗即位後,王繼忠迅速得到升遷,“累遷至殿前都虞候,領雲州觀察使,出為深州副都部署;改鎮、定、高陽關三路钤轄,兼河北都轉運使;遷高陽關副都部署,俄徙定州”。鹹平六年 (1003)四月,遼軍進犯宋境,圍攻王繼忠駐防的定州 (今河北定州),定州路駐泊兵馬行營都部署王超命王繼忠率一千五百名步兵偵察敵情,結果被遼軍發覺。王繼忠部被圍困在定州望都 (今河北保定),而王超卻拒絕支援,緻使王繼忠部全軍覆滅,王繼忠本人被俘。

随後,王超向朝廷報告了軍情:“契丹南寇,發步兵一千五百赴定州望都縣南,遇賊逆戰,殺戮其衆。賊并攻南偏,出陣後,焚絕糧道。人馬渴乏,将士被重創,賊圍不解,衆寡非敵。二十诘旦,副總管王繼忠陷沒,臣等即引兵還州。”

當時宋真宗與朝中大臣,都以為王繼忠已經陣亡。真宗非常傷心,下诏追封王繼忠為大同軍節度使,給王家送了非常優厚的撫恤金,又恩蔭王繼忠的四個兒子王懷節、王懷敏、王懷德、王懷正為官。

次年,景德元年 (1004) 閏九月,遼國蕭太後大舉興兵南侵, 宋真宗決定禦駕北上親征。正當這個時候,真宗收到一封從遼營中輾轉送來的密信,寫信人正是王繼忠。王繼忠在信上簡略說明了一年前他戰敗被俘的經過。

宋真宗這才知道原來王繼忠并未戰死,而是被遼人所俘虜。王繼忠被俘後,蕭太後得知他是宋真宗藩邸舊人,沒有殺他,而是招為己用,授予戶部使的官職,又“以康默記族女女之”,将一名契丹貴族女子許配給他為妻;“繼忠亦自激昂,事必盡力”,表示将盡心效忠遼國。

王繼忠這個經曆,跟雜劇、小說中的楊四郎非常相似。想來楊四郎的故事便是根據王繼忠降遼的史實演繹出來的。

通信

這次王繼忠給宋真宗寫信,是為了說服真宗跟遼國和談。原來,王繼忠降遼後,頗受信任,“繼忠乘間言和好之利,時敵人頗有厭兵意,雖大舉深入,然亦納繼忠說,于是遣小校李興等四人持信箭,以繼忠書詣莫州部署石普,且緻密奏一封,願速達阙下”。宋将石普與王繼忠為舊交,都是真宗藩邸舊人。接到繼忠密信,石普立即急遞京師。

宋遼兩國由于存在曆史宿怨與領土紛争,一直互有征戰,但在戰争中誰都讨不到好處,反而需要為此承受沉重的成本,包括巨額财政的投入、戰士的犧牲、邊境人民的流離失所。到了宋真宗、遼聖宗那一代,應該說,雙方都有了厭戰之心,都希望與對方訂立永久的和平。因此,盡管遼聖宗此番大舉興兵南下,但同時又接受了王繼忠的提議,通過私人渠道向宋朝表達了和談之意。

宋朝這邊,真宗皇帝盡管在宰相寇準的堅持下,決定禦駕親征,但他内心深處,其實更加渴望和平。真宗畢竟不比身經百戰的太祖、太宗,戰争對于他來說,既是陌生的,也是可怕的。隻不過,雙方雖有求和之心,卻由于兩國既未建立正式的溝通機制,也缺乏基本的政治互信,和平談判便無從開始。這個時候,歸順遼國的真宗藩邸舊人王繼忠,由于其身份的特别,既是宋真宗的親信,又得到遼主的信任,便成了最合适的連接宋遼高層通信的中介。

在接到王繼忠的密信之後,宋真宗雖然沒有如王繼忠所請,馬上派遣使者赴遼營議和,但還是很快複信,交待王繼忠:可向遼主轉達宋朝亦有“偃革”之意,歡迎共議和談之事宜,若遼方“果有審實之言,即附邊臣聞奏”。這裡的“邊臣”,指與王繼忠私交不錯的莫州将領石普。

于是,在景德元年宋遼大戰的過程中,兩國一邊在前線厮殺,一邊又通過王繼忠—石普這一私人渠道,保持着最高層的間接通信。通信是秘密進行的,知情的人,除了遼聖宗、蕭太後、宋真宗及其執政團隊、王繼忠、石普之外,恐怕許多前線将領都不知道宋遼高層建造了一條秘密通信的渠道。

王繼忠身在遼營,但給予宋真宗的密信都使用“密奏”的格式,在文字形式上一直以“真宗臣下”的身份說話。今天有些論者據此認為,王繼忠很可能就是宋朝留在遼國的間諜。這個說法是沒有根據的。事實上,王繼忠給宋真宗寫信,是出于遼主的授意, 沒有遼主首肯,王繼忠不可能在戰場上私通“敵國”;他的每一封密信,也應該經遼主過目,由其批準之後才送給了石普、轉達給宋真宗。

在宋朝正式遣使抵達遼營談判之前,宋遼雙方停戰議和的願望,以及怎麼和談的細節,都是靠王繼忠—石普這個私人渠道來溝通。可以說,如果沒有王繼忠從中牽針引線,未必就有後來的“澶淵之盟”;即使“澶淵之盟”最後可能會簽訂,但進展肯定也不會那麼順利。因此,史書評價說,“契丹請和,……朝廷從之,自是南北戢兵,繼忠有力焉”。

褒獎

王繼忠也因為促成“澶淵之盟”有功,受到宋遼雙方的一緻褒獎。遼國方面,遼主“以繼忠家無奴隸,賜宮戶三十”,遼人所說的“宮戶”,指劃入宮籍的奴婢賤口,遼國君主常常将宮戶賞賜給臣下,作為他們的奴隸。賞賜之外,遼主又給王繼忠封官晉爵,先後封其為左武衛上将軍、琅邪郡王、楚王,官拜南院樞密使。又“賜國姓”,因此王繼忠又叫“耶律宗信”。王繼忠在遼國所生的兒子王懷玉,也官至防禦使。早年算命先生說王繼忠“半生食官祿,半生食胡祿”,真是神奇的預言。

宋朝方面,宋真宗“歲遣使至契丹,必以襲衣、金帶、器币、茶藥賜之”,每次遣使出使遼國,都不忘記帶一份厚禮送給王繼忠。繼忠每接到真宗禮物,“對使者亦必泣下”,也會托使者給宋真宗帶回他回贈的禮物,如大中祥符二年 (1009) 二月,入契丹使回朝, 帶回王繼忠所獻禮物,包括“名馬、法錦、銀鼠貂鼠被褥”等。

後來宋真宗駕崩,仁宗繼位,新皇帝在遣使通告遼國時,還是沒有忘記給遠在異國的王繼忠緻以問候,送以禮物:“诏樞密院每歲送契丹禮物,耶律宗信亦以襲衣、金帶賜之。宗信即王繼忠也,契丹封楚王,改今姓名”。耶律宗信亦送了仁宗皇帝名馬,“來賀登極”。

按宋朝方面的史料記述,王繼忠實際上是“身在曹營心在漢”,曾經委托宋朝使臣“懇請 (宋真宗) 緻書國主,召己歸”,但真宗猶豫再三,還是沒有答應他,因為宋遼“盟誓之約,各無所求”,按“澶淵之盟”的約定,宋朝不能要求遼國遣還降将。宋真宗隻能告訴王繼忠,“國主若自許卿歸,則當重币為謝”。讓王繼忠向遼主提出歸國的請求,如果遼主允許,宋朝将以重金酬謝。但遼主并沒有批準王繼忠之請,“契丹主遇繼忠厚,亦弗許也”。

對王繼忠留在宋朝的家人,宋政府也給予厚恤。按宋人筆記,“景德入寇,繼忠從行,乃使通奏,先導欲和之意,朝廷始知其不死,卒因其說以成澶淵之盟。繼忠是時于兩間用力甚多,故契丹不疑, 真宗亦錄其妻子,歲時待之甚厚。……子孫在中朝官者,亦甚衆,至今京師号‘陷蕃王太尉家”。

筆記所言應該是可信的,因為正史也記載,大中祥符六年 (1013),王繼忠陷蕃十年後,宋真宗還給王繼忠的兒子賞賜官宅,“賜王繼忠諸子天波門外官第一區”。這東京天波門外第一區的王氏官宅,想來便是宋人筆記說的“陷蕃王太尉家”。有意思的是,小說“楊家将”故事中,楊家的府邸就叫作“天波府”。不知是不是從王繼忠後代官宅位于天波門外演義而來。

我們想一想,遼國國主給王繼忠“授以官爵,為其婚娶,大加委用”,還可以理解,畢竟王繼忠已歸順大遼,且表示效忠北朝,“事必盡力”雲雲。遼國對王繼忠的任用,毫無政治倫理上的障礙。“楊家将”故事中的楊令公楊業,原也是北漢的節度使,後才歸降趙宋,不也受到宋朝的重用,成就千秋忠名?

但宋朝對王繼忠加以褒獎,又優恤其子孫,則多少是對正統的“盡忠”觀念的挑戰。因為王繼忠作為宋朝将領,未能戰死于沙場,卻投降了遼國,顯然是投敵變節,按正統的觀念,無疑屬于“貳臣”之列。對于貳臣的親屬,不殺已是天子隆恩,怎麼可以給予優恤?

漢朝李陵的經曆與王繼忠相似,命運卻大不一樣。天漢二年 (公元前99年),李陵奉漢武帝之命出征匈奴,因寡不敵衆,兵敗投降。漢武帝開始也以為李陵戰死,“招陵母及婦,使相者視之,無死喪色”,看相的人說李陵家人面無死喪之色。後聞知李陵投降,漢武帝“怒甚”,“群臣皆罪陵”,隻有司馬遷為李陵說了幾句公道話,卻因此激怒漢武帝,被處宮刑。

一年後,武帝派遣公孫敖“深入匈奴”,準備救回李陵,誰知公孫敖卻帶回一個消息,“李陵教單于為兵,以備漢軍”。實際上這是謠傳,但武帝震怒,不問青紅皂白,“族陵家,母、弟、妻、子皆伏誅”。李陵在匈奴聽到族誅的噩耗,從此對漢朝死了心。倒是匈奴的單于很同情李陵遭遇,“以女妻之”,又封其為“右校王”。後來武帝駕崩,繼位的漢昭帝派使者前往匈奴,招李陵回來, 但李陵拒絕了:“丈夫不能再辱。”

王繼忠不可能不知道漢朝李陵的故事,他真應該慶幸自己不是生活在漢武帝時代。

身後

今天,以現代人的價值觀審視曆史,我們當然可以從民衆福祉出發,高度評價王繼忠為宋遼的百年和平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但這樣的評價放在數百年前,則可能是一種倫理上的冒險。一位研究中國“盡忠”觀念的英國漢學家說,“王繼忠未能以死殉國一事給後來的評論者造成了巨大的困擾”。

對于傳統的史家來說,王繼忠的變節是不可原諒的。元人修 《遼史·王繼忠傳》,于傳末附上評論 :“繼忠既不能死國,雖通南北之和,有知人之鑒,奚足尚哉!”修 《宋史·王繼忠傳》, 傳末也附評論 :“繼忠臨陣赴敵,以死自效,其生也亦幸而免,然在朔庭貴寵用事,議者方之李陵,而大節固已虧矣。”都認為王繼忠應當以死報國。不死,即使促成了宋遼和議,也是大節有虧,不足為尚。

元明清三朝文人編造“楊家将”故事,大概也覺得楊四郎的降遼之舉,實在對不起楊門忠名,所以又給補上了“過關探母,助宋破遼”的情節,以成全楊家将“忠孝雙全”之名。

清代有些寫地方戲的小文人,甚至認為,楊四郎不死不足以保全楊家一門忠烈的聲名,山西上黨梆子連台本戲 《忠節義》 便給楊四郎編排了一個很慘烈的結局:宋遼議和之後,楊母佘太君将楊四郎帶回南朝,四郎之妻、遼國桃花公主要求随行,但遼主不放行,桃花公主一怒之下,摔死周歲小兒,自己也當庭碰死于金階。楊四郎随母歸國後,佘太君竭力逼他自盡 :“四郎,非是為娘苦苦逼你性命,不記你父親、兄弟俱以為國身亡,兒比漏網之魚,玷辱我楊門忠義。兒乃堂堂男子,還不如遼邦那一女子,娘若留兒在世,那遼後豈不恥笑為娘,你快與為娘死、死、死!”最後楊四郎隻能選擇自殺,“遵母命把忠盡”。

然而,這隻是後世文人的看法,宋人未必也是這麼想。宋時,人們對于王繼忠的評價,可以參見王曾 《王文正公筆錄》 記述的一段話:“繼忠為人有誠信,北境甚重之,後封河間王。彼土人士或稱之曰 :‘古人盡忠,止能忠于一主,今河間王南北歡好,若此,可謂盡忠于兩主。然則繼忠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

這段話體現了當時人對王繼忠的兩個評價,一是王曾所代表的宋朝士人,他們認為王繼忠“為人有誠信”,“身陷異國,不能即死,與夫無益而苟活者異矣”,盡管沒有戰死沙場,但為宋遼和平做出了貢獻,不同于苟活者。也就是說,在宋朝士大夫的觀念中,以死報國當然是一種崇高的價值,但“死”本身并不具有絕對的價值,如果能為庶民帶來福利,投降也是可以諒解的。

另一種評價來自“彼土人士”(遼人),在遼國人看來,王繼忠先效忠于大宋、後效忠于大遼,促成“南北歡好”,“可謂盡忠于兩主”。對于“盡忠于兩主”之說,王曾應該是沒有異議的, 否則他不會在評價王繼忠事迹時特别收錄了這一句話。宋人後來幾次提及王繼忠事,也都是将其當成正面的例子拿出來宣講的。換言之,在宋人觀念中,王繼忠協助宋遼兩國實現百年和平,這也是“忠”的表現。

将宋人對王繼忠的評價跟明清文人對“楊家将”故事的改編略加比較,我們會發現,宋人的觀念無疑更為開明一些。即便對于王繼忠的改換胡姓,宋人也能給予尊重,在遣使緻送王繼忠禮物時,稱他為耶律宗信。

(選自《知宋》/吳鈎 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9年3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