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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田鶴:被塵封的抗戰音樂家

時間:2019-01-13 分類:三聯生活周刊

劉暢

陳田鶴29歲時留影

發現抗戰音樂家

陳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60餘年後,自己的父親陳田鶴會被音樂界以外的曆史研究者關注。

今年9月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所承辦的抗戰文獻數據平台正式上線以來,依靠1000餘萬頁的近代文獻資料,引來全國的近代史學者和愛好者關注,數據平台的工作人員此前一邊整理數據,一邊組建讀者微信群,向讀者們征集抗戰史料。陳晖由一位網友引薦給工作人員,他們發現陳晖存着父親的大量手稿和筆記,一位在抗日戰争期間創作44首抗戰歌曲,與創作《義勇軍進行曲》的聶耳、創作《到敵人後方去》的冼星海同等重要的音樂界抗戰群體核心人物走入曆史研究者的眼中。

作為國統區最高音樂學府的教授,陳田鶴在共和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内,并不為近代音樂史所關注。回想父親陳田鶴抗戰歲月的經曆,陳晖的思緒被抗戰時期的陪都重慶牽走。

“轟炸來了。媽媽抱着我躲進防空洞,不停地吃帶進來的糧食緩解緊張,爸爸則每次都要抱着恩師黃自的《長恨歌》的手稿,直到那些樂譜被出版成石印的樂譜,再不會有遺散的可能。”如今年過古稀的陳晖在日軍戰機威脅下的重慶青木關出生,在當時的音樂學院度過自己的幼年。

與昆明的西南聯大類似,那所音樂學院是戰時的産物。抗日戰争爆發後,四川及西南各省陸續聚集了不少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的師生及一批來自北京等地的音樂家。為此,教育當局于1940年11月,在重慶創辦了一所音樂院。因校址建在青木關附近,又稱青木關音樂院。

陳田鶴作為中國現代音樂奠基人黃自的“四大弟子”之一,1939年來到重慶,在教育部音樂教育委員會做教員,青木關音樂院建成後,他在其中擔任教務主任,教授作曲。

學院蓋在山岡裡。曾經的學生回憶,山腳的一排茅草房是教室,山頂的破舊堡壘是宿舍,從教室到宿舍要爬300多級台階,每日往返許多趟。風雨交加的夜晚,他們手提一盞四面裝有玻璃的油燈,往返在去石梯和山坡琴房的小路上,山頭的燈火似螢火蟲的尾光,松濤入耳,如雄壯的交響樂。

那些詩意是苦難生活的一瞬。教學的常态是,全校隻有四五架鋼琴,學生為了搶早上半小時的練琴時間,甚至晚上睡覺不脫鞋。聲樂系的學生每周有三節課練琴,其中一節是彈“雙手萬能”鋼琴,“鋼琴”上刻有當時的教育部長陳立夫“雙手萬能”的題字,兩手彈下去,琴鍵卻彈不起來。而身為教務主任,陳田鶴自己家裡沒有收音機,研讀名家名曲全靠腦力記誦,隻有遇到解不開的地方,才會跑到學生琴房彈彈試聽。

陳田鶴大女兒陳晖(右)與二女兒陳敦麗

這樣的環境下,陳田鶴1947年離開時,共培養了近百名學生。抗戰勝利後,經過解放戰争,青木關音樂院成為如今的中央音樂學院,受他教誨的學生後來成為中央音樂學院等中國各大音樂院校的創辦者和骨幹。

陳田鶴的學生回憶,陳田鶴用英文教學,對學生一闆一眼,但他作為作曲教師,不讨論時事,他的态度都在行動裡。早在“九一八事變”後,還在求學的陳田鶴便創作《認清敵人》《我們要奪回失去的地》等抗日歌曲。6年後爆發“八一三事變”,他曾在《戰歌》周刊中寫道:“敵人的鐵騎在我們的領土上橫行,我們每一個民衆的心中都堅決發出反抗的呼聲,這呼聲就是誕生歌曲的母親。”當時在上海參加救亡運動的陳田鶴身體力行,接連創作《八一三戰歌》《孤軍守土歌》《巷戰歌》等歌曲。從上海到達重慶後,他加入中華全國音樂界抗敵協會,擔任理事,并繼續創作《制寒衣》等歌曲。這些歌曲後來傳入台灣,部分被編為軍歌。

青木關音樂院教學時,陳田鶴加入國民黨,但此前幾乎不為人知的是,他在上海創作的許多抗戰歌曲是根據當時中共地下黨送來的歌詞寫成的。而上海淪陷之後,他仍逗留了一年有餘,與常到曲協聯系工作的地下黨殷揚往來密切,後者乃共和國成立後的上海市公安局長。

陳田鶴與中共的這一段曆史,使抗戰音樂的創作與革命的關系變得更為豐富,而除了導師是黃自,他的嶽父是近代教育家、弘一法師的好友陳哲甫,妻子在學生時代與江青相熟,陳田鶴個人的家世與抗戰時期的曆史值得關注。那卻隻是冰山一角,他的作曲風格、收集民歌、創編中國歌劇的意義,開始被重新認識。

搜集民歌的中國“舒曼”

在救亡圖存的年代,選擇走上音樂的道路是非常另類的選擇,目标卻與“棄醫從文”的人們一樣。

1941年,陳田鶴創作抗日歌曲時,曾自己填詞、作曲,為未婚妻譜寫一首《懷念曲》。“曾記得靜夜裡攜手偕行,同看那湖畔的漁火星星,如今我獨自伫立高崗上,懷念着往日的故人似夢幻,惹起了内心的惆怅與悲歎。”哀婉的歌詞配上F和聲小調的旋律,變音穿插其中,呈現出陳田鶴藝術歌曲的風格。相比戰歌,藝術歌曲是使他在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的樂壇知名的曲類。

“那時有錢人家的子弟都學聲樂,貧寒家的孩子才學作曲。”陳晖憶起父親對自己身世的自嘲。武昌起義當年,陳田鶴出生在溫州永嘉的一個等閑人家,從母姓,原名陳啟東。他自小寄養在外祖父家,全家靠父親在錢莊管理賬目維持生計。陳田鶴中學畢業後,家中再無力供他念書,家裡人希望他也到錢莊當個學徒。

16歲時在家鄉第一次聽到鋼琴的音色,改變了陳田鶴的命運。“它好像把他帶到另外一個世界去了。心靈就像被沖洗了一次似的幹淨放光。”陳晖說,陳田鶴不顧家人反對,在故鄉一個私立的藝術學校學鋼琴,爾後又跑到當時中國第一所音樂學院——上海國立音樂專科學校學習,并改名陳田鶴。

“陳田鶴半工半讀,靠抄曲譜維持生活。”陳田鶴的二女兒陳敦麗說,在救亡圖存的年代,選擇走上音樂的道路是非常另類的選擇,目标卻與“棄醫從文”的人們一樣。“他住在一個三角形亭子間裡,一張床、一張小桌子和木凳已經差不多占滿了全部空間,牆上挂着一張從雜志上裁下來的貝多芬的畫像,上面是他題的貝多芬的格言‘我所關心的是人類痛苦的解救,其他都是餘事。”

陳田鶴獲得了黃自的器重。黃自教授學生理論作曲,陳田鶴稱他為“黃師”。黃師帶陳田鶴參觀管弦樂隊排練,又命他分擔自己的編曲和廣播工作,甚至了解到陳田鶴家境貧寒,交不起學費辍學後,特批他免費旁聽。接受黃師的教授期間,陳田鶴開始了作曲生涯,逐步成為中國的“舒曼”。

德國音樂家羅伯特·舒曼是浪漫主義作曲家的代表人物,“看見一首适合譜曲的好詩,不要對着它發怔,而是要像對愛人一樣擁抱它”,他的這句話成為陳田鶴的座右銘。“他要作曲,首先把那首詩反複吟詠,深入理解它的内容,然後考慮整篇的布局,直到考慮成熟了才動筆。”陳田鶴初出茅廬時,除了為歐陽修的《生查子·彈筝》、晏幾道的《菩薩蠻·個人輕似低飛燕》等古詞譜新曲外,為當時的新詩譜曲最顯才華。

為徐志摩的現代詩《山中》譜的曲,最有代表性。“陳田鶴采用一個兩小節的五聲性的旋律貫穿全曲。作品的基本調是降A大調,中間部分在表現主人翁的幻想時,突然轉向降D大調和E大調,鋼琴伴奏五聲音階的琵音進行就像一陣清風吹拂山中的樹林。最後又突然轉回降A大調,在幽靜浪漫的意境中結束。”

陳田鶴的藝術歌曲在抗戰勝利後,流傳到台灣、香港地區,乃至新加坡,而他自己則在共和國成立後,走向搜集民歌的道路。

早在1945年,青木關音樂院的學生們就成立了“山歌社”,搜集、整理、編配民歌,又在第二年舉辦“民歌演唱會”。身為老師的陳田鶴身先士卒,請當時從西甯來青木關學習聲樂的醜輝瑛演唱青海民歌《在那遙遠的地方》,由他記譜,用鋼琴伴奏改編後推廣。

1949年後,搜集、改編歌曲仍延續,對陳田鶴卻已時過境遷。“我個人願意貢獻一切力量,為創作人民的音樂努力工作。首先應加緊收集民歌,認真學習民歌。”當1950年陳田鶴給妻子的信裡寫下這句話時,因解放戰争無法從家鄉溫州趕回已在南京複校的音樂院,他正在福建音專任教,為冼星海的《黃河大合唱》譜寫鋼琴伴奏。一年後,他與妻子在北京團聚。那時他面臨兩種選擇,或是到天津或上海的音樂學院繼續教書,或是潛心創作。他選擇了後者,到北京人民藝術劇院創作屬于中國的歌劇。

不過,與當時音樂學院出身的教授們一樣,陳田鶴自由創作的空間很小。“共和國成立初期劇院的機制是上邊分配任務,當時的人們認為受過專業音樂教育的人缺乏生活,表現工農兵戰鬥生活的創作經驗不多,直接創作有困難。”陳晖說,那時他父親主要承擔為歌劇配器的技術性工作。而為了創作,完成日常工作的同時,他還出外體驗生活,采集、改編民歌,創作反映工農兵生活的作品。

“那時正是‘三反五反時期,父親白天搜集民歌,晚上回來就寫檢查,整理民歌。”陳晖記得,陳田鶴待子女随和,但從不與子女談論時勢,隻埋頭工作。陳田鶴在1953年查出心髒病,1954年4月到8月,他到浙江8個地區收集民歌,到舟山群島的海防前線體驗生活。一年之後,他被借調到中央歌舞團配合整理出國演出節目,4個月時間完成一年半的工作量,終于累倒,于當年10月撒手人寰。

陳田鶴的手稿被子女完整地保留,他“幕後”的貢獻逐漸為世人所知。而對12歲喪父的陳晖而言,對父親最深的記憶是:“他是個特别愛生活的人。家裡煮湯圓,他看到湯圓在鍋裡翻滾,都高興得不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