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狗雜志在線 - 免費雜志在線閱讀!
logo
當前位置: > 南都周刊 > 羅大佑:無法告别的時代

羅大佑:無法告别的時代

時間:2019-08-13 分類:南都周刊

河西

6月15日,音樂大師羅大佑在台北“小巨蛋”舉辦了自己出道37年的演唱會,林青霞低調現身,做回一次小迷妹。

隻有羅大佑能有這樣的魅力,他的音樂影響了幾代人,是當之無愧的華語流行樂壇教父。

每一首熟悉的歌曲都是一段記憶,時間退回到47年前,回到羅大佑的“無法盜版的青春”。“池塘邊的榕樹上,知了在聲聲叫着夏天。”《童年》中的這一幕總是讓人想起侯孝賢《冬冬的假期》中的甯靜和童真。

那是無憂無慮的童年,那段記憶,總是深深埋在變身憤青的羅大佑的心坎裡。1974年開始寫出自己的第一首歌,并為電影《閃亮的日子》配樂,羅大佑從一名“前途無量”的醫生,轉身進入娛樂圈,隻在美國有過短暫的重操舊業。感性的音樂壓倒了理性的醫學,他知道,這是他今生的宿命。

如今,是不是到了要告别羅大佑的時代?羅大佑依舊在台上唱着,他的歌依舊振聾發聩,一點都沒有過時。

是的,這是無法告别的時代。

該出手時才出手

南都周刊:《歌》是你發表的第一首創作曲。用的是徐志摩翻譯的詞。為什麼不自己寫詞。卻把徐志摩的這首詞譜成曲了呢?

羅大佑:也很奇怪,歌曲有時候要慢慢碰到正好合适的歌詞。1974年我寫《歌》的時候隻寫了旋律而已,歌詞也寫了,但是我覺得很爛,那是硬填進去的一首歌詞。而我又一直覺得旋律還是很不錯,所以就把它保留着。一直到1977年我寫電影《閃亮的日子》主題曲的時候,我又重新把這首《歌》翻出來,它成了這部電影中的一首插曲,也就是張艾嘉演的角色在友人去世後,到他的墓前唱的一首歌。

編劇在劇本裡用了英國女詩人克裡斯蒂娜寫的詩,中文由徐志摩翻譯成中文,當我讀到這首詩的時候,我突然想起自己3年前那—首歌,結果一拍即合,真是很巧。有時候一首歌要耐心等待,等到真的對的時候才出手。

南都周刊:1977年,你正式投入商業音樂創作,為電影《閃亮的日子》、《清奔》和《走不完的路》等創作歌曲。那是怎麼樣的機緣為電影配樂?

羅大佑:朋友介紹啊,1972年我組了一個學生樂隊叫“Rocks”,樂隊的鼓手在《閃亮的日子》裡擔任副導演,電影需要有專門懂音樂的人來負責電影配樂這一部分,包括什麼錄音、樂團、處理樂器等等。我的鼓手朋友知道我能作曲,于是将我推薦給導演,導演聽了我的歌之後覺得正是他需要的,就這樣子,我就給《閃亮的日子》寫了主題曲和插曲。

南都周刊:1981年,你首度擔任唱片制作人,制作張艾嘉《童年》,收錄單曲《小妹》,據說“小妹”是你對張艾嘉的昵稱,是這樣的嗎?做制作人和自己之前寫歌方式和感覺上有什麼樣的不同?

羅大佑:對,“小妹”确實是我對張艾嘉的昵稱。

自己寫歌和做制作人我想有很大的不同,而且給每一個不同的人做制作都會不同,當然會有一些困難。張艾嘉本身就是一個非常優秀的音樂人,雖然當時她還隻是一個優秀的演員,但是我覺得每一個人都可以唱歌,一個不會跳舞的人也可以去跳舞,當然如果是一個會表演的人會更有優勢,不管是她的身體表達還是聲音的表達,這種表達的能力她已經具備了,所以我覺得她來唱歌根本不是問題。

我的強項是作曲,我給自己作曲和制作唱片并不是什麼難的事情。而這裡的重點是我給其他人制作唱片,當我為一個歌手——即便是一個非專業歌手——制作唱片時,我就要幫她找到她的喉嚨和嗓子,而且要設計出一些不一樣的特色,使得這些歌曲變成适合她的年紀、适合她的形象、适合于她自己的故事,所有這一切編成她的整體音樂專輯,有點類似于給她寫個劇本,把她設定在這樣一個場景裡面,做成一部有聲的電影。

像魯迅一樣呐喊

南都周刊:台灣社會到20世紀80年代初,《童年》時代的民謠風大變,你寫了許多非常具有批判性的歌曲。一改鄧麗君時代的小調曲風。可以說開一代之風氣。

羅大佑《之乎者也》這張唱片(包括第二張唱片《未來的主人翁》)都是很激進的狀态。那時候受到一些西方音樂的影響,同時,國民黨開始逐漸放松高壓統治。音樂其實是那個時代精神的一種反射,我們意識到,不能做一個旁觀者,不能眼睜睜地看着這個社會這樣子下去,如果你袖手旁觀,那麼你就會成為壓迫的一分子,你應該有這樣的社會責任感勇敢地站出來。

南都周刊:1982年你在台灣出版首張創作專輯《之乎者也》。裡面的歌有很強的批判性,與當時的社會氛圍是否有很大的關系?

羅大佑:那當然肯定是有的。我的《之乎者也》歌詞裡面寫:“眼睛睜一隻,嘴巴呼一呼,耳朵遮一遮,皆大歡喜也。大家都知之,大家都在乎,袖手旁觀者,你我是也。”如果大家都看到這樣的現象,可是大家都作袖手旁觀者,那麼每個人都是有責任的,其實我當時寫那樣的音樂,也是為了通過音樂來表達一些社會責任感。

南都周刊:你戴墨鏡,全身黑衣的造型。在當時引領青年人的時尚。是不是也受到一些西方搖滾音樂的影響?

羅大佑:多少會有一些影響啊,一方面我覺得它比較簡單一點,也可以把自己隐藏得好一點。戴墨鏡是為了不讓自己曝光得太厲害,不戴墨鏡也不好看。

南都周刊:當時寫出這樣批判性的歌曲。其實還是有很大風險的。當時的台灣當局對你是否也進行壓制,使你備受壓力?

羅大佑:當然了,他們看到我會覺得太奇怪了。當然他們也不會把我關起來,畢竟我隻是個唱歌、寫歌的而已,也沒有對他們造成什麼傷害。

南都周刊:很少有一個音樂人。能像你那樣,既能像魯迅一樣呐喊,有時又像張愛玲一樣細膩,比如那首《滾滾紅塵》,你覺得自己是個具有雙重人格的人嗎?

羅大佑:我的個性你講得對,是很矛盾的。台灣人多多少少會有一些這樣的性格反差,我覺得和海島有一定的關系。台灣早期受日本統治50年,也很受美國的影響(而香港受英國的影響比較大),雖然我們都講中文,但是國民性三地之間有一些細微的差異,這當然也會影響到我,使我表現出憤怒的一面,和比較溫和的一面,我想這不是我一個人的問題,而是台灣人的問題。

明天會更好

南都周刊:1985年,在事業如日中天的時候。你卻因為《明天會更好》的原因選擇去美國短期停留,在美國當醫生?

羅大佑:那時候我寫了《明天會更好》,但是我沒有想到國民黨将其作為“台灣光複四十周年”的宣傳主題曲。可是呢,台灣的民衆以為我放棄了立場,轉而變節投向當局,這是很大的誤解。你們都聽過這首歌,在這首歌,我并沒有任何歌功頌德的詞句,也沒有去吹捧國民黨。國民黨方面對我也不滿意,結果就變成兩邊都沒有讨好。

有趣的是,這首歌在香港和大陸廣受歡迎,我後來去香港,也是因為《明天會更好》在香港廣為傳唱,香港電台和電視台邀請我去香港,我才去的。

南都周刊:在紐約的時候。有沒有放棄音樂的打算?

羅大佑:當時确實是心灰意冷,覺得做音樂怎麼會搞出那麼多飛機出來。我當時完全想放棄音樂了,我想逃離這個環境,音樂怎麼會搞那麼辛苦?到了紐約之後,我才發現無事一身輕,我覺得主要還是因為台灣是個海島,太封鎖,你去紐約的藝術家圈子裡看一看,每個人都很窮,賺一點錢,也就是20元錢一天的樣子,可是大家不會覺得那麼辛苦。

南都周刊:在美國就是當牙醫嗎?

羅大佑:我在紐約考醫生執照。那時是想以後做醫生,我想如果那時就退出歌壇做了一名醫生的話,我應該也不會很差勁才對。

南都周刊:1987年,你是如何離美赴港發展的?

羅大佑《明天會更好》這首歌也很奇怪,在香港很受歡迎。這個概念在當時其實還是很新的,他們就請我到香港去表演。當時亞洲電台和電視台有一個創作比賽,我在這個比賽中擔任表演嘉賓。正好我在為《海上花》電影配樂,就去了香港,去了以後我發現香港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地方,有私人發展的空間,終于就定居在香港。

南都周刊:香港畢竟是一個粵語音樂發展的空間。

羅大佑:是的,所以我從電影配樂開始做。但是西方的世界畢竟不是中文寫作者可以進入的世界,我覺得香港是個很适合的地域,它既是中文歌曲的天下,又有資本主義的唱片工業,還有一個“姓資姓社”的未來——在當時看有各種可能性。所以香港成了我音樂的又一個出發點。

東方之珠

南都周刊:1986年,你在香港寫的《東方之珠》傳唱一時,怎麼會寫這樣一首歌的?

羅大佑:我覺得香港這座城市,當然有很多中國人的影響,但同時又受過西方文化的洗禮;這裡有勞斯萊斯,也會有廣東傳統的粵菜,有中環商業化、現代化的商場,也會有黃大仙的廟,這裡是一個東西方交融和雜處的場域,非常有意思。我寫《東方之珠》,開始是中國小調,到了副歌的部分,又呈現西方的曲風,這首歌是嘗試着将東西方的曲調結合在一起,使得它成為東西方交流的一個産物,也在隐喻香港這座城市的特性。

南都周刊:電影《笑傲江湖》的主題曲《滄海一聲笑》是和黃霑合作的,黃霑先生已經離開我們了.你和他接觸下來,你覺得他是個怎麼樣的人?

羅大佑:《滄海一聲笑》是黃君寫的,我來制作,我、徐克和黃霑三個人合唱。黃霑是個很了不起的人,那麼早就去世我覺得實在太可惜。黃霑是全才,他的個性非常爽朗,香港像黃霑這麼多才多藝的很少,而且他還喜歡提拔新人,像溫拿樂隊就是他提拔出來的。黃霑為了捧溫拿,為他們度身定作電影《追趕跑跳碰》,自己投資,自己寫歌,賠掉1000多萬,在捧新人方面,黃霑會不遺餘力。

我沒有看到過另外一首歌像《滄海一聲笑》那樣.歌詞不變,用粵語和國語來唱同樣合乎音調,同樣那麼好聽。

《滄海一聲笑》這首歌偉大的地方在于,我沒有看到過另外一首歌像《滄海一聲笑》那樣,歌詞不變,用粵語和國語來唱同樣合乎音調,同樣那麼好聽。我真是沒有見過第二首。因為黃霈在寫這首歌的時候,填詞完全按照中國古音來填,可是呢,這首歌又不會讓人覺得很老舊,它還是那麼新,這是黃霑了不起的地方。

南都周刊:在香港的“音樂工廠”時期,你做了一些音樂上的調整,比如梅豔芳的那首《似是故人來》,是小調的曲風,和你之前的《未來的主人翁》之類的批判性歌曲有很大的不同,當時也是想做一些新的嘗試?

羅大佑《似是故人來》是電影《雙镯》的主題曲,我知道寫中國故事的曲風,延續廣東大戲的曲調可能會比較好,現在看來,我在香港的時候,确實也着意吸收一些廣東傳統的音樂元素,将它們融入到流行音樂中來,這樣的嘗試我覺得應該還是有意義的。

南都周刊:到香港之後。1988年,你創設“音樂工廠”。首張粵語專輯《皇後大道東》非常成功,後來似乎并沒有再做你的粵語專輯,是覺得你用粵語演唱還是不太适應?

羅大佑:唱粵語對我來說還是比較難。歌詞永遠要請林夕來寫,自己要寫粵語歌詞太難70閩南話我還可以自己來寫歌詞,粵語歌詞需要很深的造詣才行。粵語唱片我在香港也隻出了一張而已,我還是覺得用國語寫作會比較得心應手。

南都周刊:林夕先生談到當時和你合作“音樂工廠”,說你是“一個藝術家在做商業”,你覺得他的說法是否準确?

羅大佑:沒錯,所以“藝術家在做商業”就是不希望自己受到太多唱片公司的控制,要做自己想要做的唱片,而不是在唱片公司旗下時那樣,做唱片公司想要的唱片。依我的個性,我不太可能去聽從唱片公司的安排。

南都周刊:“音樂工廠”時期還是簽了一些藝人,我還記得有一個當時你們挺看重的歌手叫袁鳳瑛,後來這些歌手都漸漸淡出歌壇了,真地很可惜。

羅大佑:是啊,像袁鳳瑛這樣的歌手很可惜。袁鳳瑛在表演和歌唱的部分都沒有問題,隻是在人際關系方面她并不是很擅長表達和處理。那可能要怪我,我沒有把她這方面安排得比較好,主要還是因為我在這方面不是強項。這樣一個老闆,當然也就不太能幫她去找一些公關或經紀幫幫她,因為我也太不會這樣了。

南都周刊:之後你出版了唱片《戀曲2000》,那些綿延的長句還是你一貫的風格。花比傲的配器也非常棒,但又表現出不同的意境,從《戀曲1980》、《戀曲1990》一路走來,是否也是有計劃地在寫“戀曲系列”?

羅大佑:其實這些都是有感覺了才寫的,《戀曲1980》當然是自己的感情經曆的産物,而《戀曲1990》則是杜琪峰電影《阿郎的故事》的主題曲。《阿郎的故事》講的是周潤發飾演的摩托小太保和張艾嘉飾演的賢淑女子之間的愛情故事:張艾嘉和一個資本企業家一起回到香港,與周潤發在一起,結果暗結珠胎……在這部電影中,杜琪峰需要幾首情歌,找我來寫,那完全是命題作業,我還為這部電影寫了另一首歌,就是《你的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