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嘴狗雜志在線 - 免費雜志在線閱讀!
logo
當前位置: > 南方人物周刊 > 學衡派 新文化“逆流者”

學衡派 新文化“逆流者”

時間:2019-09-24 分類:南方人物周刊

徐琳玲

孫建平油畫《學衡風骨》(2018) (左起:柳诒徵、劉伯明、胡先骕、吳宓、湯用彤、梅光迪)

引子

“哈佛男孩”的1919

“五四”運動爆發時,25歲的吳宓正在哈佛大學讀比較文學專業。

在這位哈佛男孩的1919年日記中,“五四”運動幾乎不見蹤影。據後輩學者推斷:如果不是因為他太懶或太忙,很可能是因為當時海外留學生無法在第一時間獲知北京的消息。“五四”爆發後,北京通往國外的有線電報被切斷,外國記者的報道主要通過無線電傳送,發出的信息是零星片斷的。

5月9日的《紐約時報》隻有一則簡短快訊:“由于對巴黎所作的有關山東問題的處理表示氣憤,首都北京發生了騷亂……”

在吳宓1919年的日記中出現的不是“五四”,而是被視作“五四”導火索的“青島事件”。8月11日這樣記載:“晚,在宓室中開國防會(記者注:波士頓留美學生組織)董事會,由鄭君萊述說日前特赴華京,遍谒各參、衆議員,始末情形(為青島事件)。”

這一年從春天到夏天,以哈佛中國學生為主的波士頓中國留學生多次集會,反對日本繼承德國在山東省境内的權利。他們一再緻電美國總統威爾遜,請求他在巴黎和會中主持公道,同時緻電與會中國代表:如條約将權利轉讓日本,應拒絕簽字。他們還把文章寄往國内的《申報》、《新聞報》,“以表見留美中國學生之活動”,這些發出的中文稿多由吳宓起草。

相比“五四”在日記裡的缺席,1919年至1921年,吳宓大量地記下了和好友“梅君”、“張君”等人對“新文化運動”的批評與斥責,字裡行間充溢着反感和抵觸的強烈情緒。

當時,國内由陳獨秀、胡适等《新青年》同人引領的“新文化運動”正走向高潮。吳宓的師兄、哈佛學生梅光迪開始“招兵買馬”,在留學生中召集志同道合者,準備和“新文學-新文化運動”的倡導者進行大論戰。

因着清華同學的介紹,1918年秋轉入哈佛的吳宓和梅光迪相識了。

新大陸之筆墨官司

——“逼上梁山”和“老梅上戰場”

“我回想起來,若沒有那一班朋友和我讨論,若沒有那一日一郵片,三日一長函的朋友切磋的樂趣,我自己的文學主張決不會經過那幾層大變化,決不會漸漸結晶成一個有系統的方案,決不會慢慢的尋出一條光明的大路來……一班朋友做了我多年的‘他山之錯,我對他們,隻有感激,決沒有絲毫的怨望。”

——胡适

1933年,民國二十二年,胡适出版了個人傳記《四十自述》,回顧當初“文學革命”的思考如何在留美時代醞釀、成熟。他以“逼上梁山”作比喻,把這場發生在世紀初的最激烈的思想文化運動的源頭“歸功”于和當時密友、主要是梅光迪之間的一場持續近兩年的“筆墨官司”。

梅光迪,生于1890年,安徽宣城人。梅家是宣城當地望族,梅光迪幼年在鄉裡有“神童”之譽,12歲應童子試,後就讀于安徽高等學堂。1909年在上海時,經同鄉介紹結識了一位名叫胡嗣穈的安徽績溪少年。兩人結伴坐船北上,一起參加庚子賠款的官費留美考試。

當年胡中而梅落。梅于第二年再應試,如願踏上赴美的海輪。他先入威斯康辛大學、西北大學,1915年秋轉入哈佛大學研究院主攻文學,拜在新人文主義思想家、文學批評家白璧德門下。

改名為胡适的胡嗣穈早梅一年赴美,初入康奈爾大學選讀農科,1915年轉入位于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哲學系,師從實用主義集大成者約翰·杜威。

留美期間,胡梅二人繼續交好。胡适好熱鬧,在美期間熱衷到處作英文演講,以至于引起物議。梅光迪由衷地佩服胡适的聰明和才華,稱他為“東方托爾斯泰”、“稼軒、同甫之流”,并且樂觀預期“他日在世界學人中占有一位置,為祖國吐氣”,“将來在吾國文學上開一新局面。”

他們和同在美國留學的趙元任、任叔永、陳衡哲、朱經農往來密切,頻繁通信讨論各種問題。從保留下來的信件和日記看,胡梅當時探讨的話題包括如何複興以孔子儒學為代表的“古學”,以及如何看待當時國内興起的“孔教運動”、基督教等一系列問題。

梅光迪

此時的東方老帝國正經曆着一場千年未有的暴風驟雨。辛亥革命爆發,帝制被推翻,袁世凱在南北和談之後上台,北洋政府從名義上暫時控制了中國。這些留美學生通過西方報紙、親友信函密切關注國内局勢,一起探讨“救國濟民”的藥方。

1915年夏,梅光迪由西北大學畢業,準備轉入哈佛大學。去波士頓前,他來到康奈爾大學所在地绮色佳,同胡适、任叔永、楊杏佛等留學生共度暑假。這個夏天,他們讨論的主要話題是中國的文字和文學

幾年前,胡适就表現出對中國語言文字問題的關注。1915年夏,他關心的是:“漢文究竟可成為教育利器否?”他的出發點是把漢語言文字作為教育工具來考察——要求它能夠普及到大多數人,也就是要把漢字變成大多數人接受教育的工具。

陳獨秀

胡适在美國,1944年

自晚清以來,一直有人主張把白話文作為開啟民智的銳利工具,各種白話報興盛一時,其中也有十分激進的主張,有人甚至主張放棄漢字、把漢字全部拼音化。

胡适最初着眼的,隻是如何改變文言難以教學的問題。他分析了文言的弊病,通過中西文對比,把文言判定為“半死”之文字。他主張用白話文講解文言,提倡文法與标點,也就是使書面語向日用語或口語靠近。由此,他也把思路從文言教學改革轉向了作為宣傳啟蒙工具之廣義文學

在1915年那個夏天,他的這些想法并沒有赢得好友們的贊同。據他回憶:“這一班人中,最守舊的是梅觐莊,他絕對不承認中國古文是半死或全死的文學。他越駁越守舊,我倒漸漸變得更激烈了。我那時常提到中國文學必須經過一場革命。”

梅光迪離開绮色佳時,胡适作《送梅觐莊往哈佛大學》長詩,十分大膽地宣告:“新潮之來不可止,文學革命其時矣。吾輩勢不容坐視,且複号召二三子,革命軍前杖馬箠,鞭笞驅除一車鬼,再拜迎入新世紀。”

對當時多數留學生來說,胡适津津樂道的“文學革命”聽上去荒誕不經。任叔永還寫了一首把外國人名連綴起來的打油詩來打趣他。

胡适随後寫了一首很莊重的詩,以回應朋友們對他所倡導的“文學革命”的質疑,想赢得他們的理解與支持——“詩國革命何自始?要須作詩如作文”,“願共僇力莫相笑,我輩不作腐儒生。”

正是“詩國革命”、“作詩如作文”這兩句,引發了一連串的“筆墨官司”,并最終催生了一場轟轟烈烈的“文學革命”。

人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首先發難,寫信給胡适,認為詩、文是“截然兩途”,兩者文字根本不能混同,“吾國求詩界革命,當于詩中求之,與文無涉也。”此外,他也認同詩界需要革命,許多詩家實為“古人奴婢”,并無古人的學術懷抱,隻知效其形式,結果是“陳陳相因,腐爛不堪”。但究竟該如何下手,他的态度很謹慎——認為應該先認真研究英法詩界革命家,比如華茲華斯或雨果的詩及18世紀的詩。

他認為:“文學革命,竊以為吾輩及身決不能見”,所謂“創造新文學”,隻能是一個夢,我們應有“自知之明”。

胡适認為梅“未達吾詩界革命之意也”,又緻信梅,再論“作詩如作文”之意,提出今日文學之大病在于“徒有形式而無精神,徒有文而無質”,若要改變,宜從三事入手:第一,須言之有物;第二,須講求文法;第三,當用“文之文字”。

自1915年夏到1916年,在和梅光迪書信來回交鋒中,胡适一直在思考有關文學革命的問題,甚至耽誤了自己的博士論文寫作。

1916年春,胡适又緻信梅光迪,和他分享了自己最近的心得——他發現中國文學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革命”,以韻文而論,“(詩)三百篇變而為騷,再為五言、七言古詩,賦之變為無韻之骈文,古詩之變為律詩,詩之變為詞,詞之變為曲,為劇本。”元代以後,詞、曲、散文、劇本、小說,都成為第一流的文學,之所以是第一流,就是因為它“皆以俚語為之”,是“活文學”。

這一見解得到梅的贊同。梅回信說:“來書論宋元文學,甚啟聾聩。文學革命自當從‘民間文學入手,此無待言;惟非經一番大戰争不可,驟言俗俚文學,必為舊派文家所讪笑攻擊。但我輩正歡迎其讪笑耳。”但對胡适“作詩如作文”的觀點,仍持保留看法。

看得出,梅光迪并不反對胡适所提倡的“文學革命”,兩人的關鍵分歧是在具體問題上,尤其是在白話能否入詩的問題上。

1916年暑假,任叔永等幾位中國留學生在绮色佳的約嘉湖劃船,忽遇風浪,緊急靠岸時,一船人不小心船翻落水。任叔永作了首四言詩記錄這件趣事,寄給胡适——“行行忘遠,息楫崖根。忽逢波怒,鼍掣鲸奔。岸逼流回,石斜浪翻。翩翩一葉,馮夷所吞。”

胡适在回信中批評了這首詩,認為寫覆舟一段,未免小題大做。任叔永卻頗為自得,認為覆舟一段是“全詩中堅”。胡适再緻信,毫不客氣地批評說翻船一段所有字句“皆前人用以寫江海大風大浪之套語”,“足下避自己鑄詞之難,而趨借用陳言套語之易,故全段一無精彩”,并指出詩中多有“死字”和“三千年前之死句”。

對于胡适的“全盤否定”,為人厚道的任叔永誠懇地接受了。誰知梅光迪讀信後對胡适大為不滿,去封長信把他數落了一通。梅認為中國古詩文“沈浸醲郁,含英咀華”,而詩乃“高文美藝”之境者,是詩人和美術家的專利,如依胡适所謂“活文字”之言,那麼“村農伧父皆足為美術家矣!甚至非洲之黑蠻,南洋之土人,其言文無分者最有詩人美術家之資格矣”。

收到梅光迪的質問,胡适有意和他開個玩笑,于7月22日寫了一首遊戲詩。這是近代中國第一首白話詩,全詩一百零六行,近千字,部分内容如下:

“人閑天又涼”,老梅上戰場。

拍桌罵胡适, 說話太荒唐。

文字沒有古今,卻有死活可道。

古人叫做“欲”,今人叫做“要”……

古人叫做“溺”,今人叫做“尿”。

今我苦口哓舌,算來卻是為何?

正要求今日的文學大家,

把那些活潑潑的白話,

拿來鍛煉,拿來琢磨,

拿來作文演說,作曲作歌。

梅光迪讀罷此詩,給胡适寫信興師問罪:“讀大作如兒時聽《蓮花落》,真所謂革盡古今中外詩人之命者!足下誠豪健哉!”這一次,他排斥了所有文學革命的實驗,批評胡适好名邀譽,“皆喜以前無古人,後無來者自豪,皆喜詭立名字,号召徒衆,以眩駭世人之耳目,而己則從中得名士頭銜以去焉 ”,斷言“新潮流者,乃人間之最不祥物耳”,警告胡适“勿剽竊此種不值錢之新潮流以哄國人”。

胡适的這首遊戲之作,一時間成為留學生圈裡的笑談。用胡适自己的話說:“竟闖下了一場大禍,開下了一場戰争。”

8月,梅光迪又緻信胡适,提出他的四條“文學革命”主張:一曰擯去通用陳言腐語,他批評如今之南社詩人作詩,“開口燕子、流莺、曲檻、東風等已毫無意義”;二曰複用古字以增加字數;三曰添入新名詞,如科學、法政諸新名字。四曰選擇白話中之有來源、有意義、有美術價值者之一部分,以加入文學,“然須慎之又慎耳”。他認為第二條最有效用,第四條“為最輕,最少效用”。

梅的這四條主張被胡适記錄在日記中,他認為第二條似是而非,表示要與梅詳細讨論。同月19日,胡适緻函朱經農,初步提出自己的八條文學革命綱領:“一、不用典;二、不用陳套語;三、不講對仗;四、不避俗字俗語(不嫌以白話作詩詞);五、須講求文法(以上為形式的方面);六、不作無病之呻吟;七、不摹仿古人;八、須言之有物(以上為精神内容的方面)。”

至此,胡适的文學改良主張“八事”已基本成型。此外,他還做了一個決定,在給友人信中寫道:“吾志決矣。吾此以後,不更作文言詩詞。”

當時,胡适和在上海辦《新青年》的陳獨秀因約稿之事保持通信。來往書信中,兩人興奮地發現彼此對文學的看法驚人地一緻。1916年底,胡适把自己對文學革命的思考寫成《文學改良刍議》一稿,寄給了陳獨秀和《新青年》。陳獨秀看過後大為贊賞。那以後,就是人們所熟悉的有關“新文學-新文化運動”如何發生、發展,最後成為時代洪流的曆史叙事了。

1937年春,吳宓在清華園留影

1917年1月4日,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學校長。他采取“兼容并包”的方針,廣攬人才,請陳獨秀北上出任文科學長。陳則極力推薦胡适任學長,并寫信給胡适催他盡早回國。留美七年的胡适早有歸國實施“文學革命”抱負之意。拿到北大聘書後,他匆匆離開紐約,臨行前又作一首白話小詩送梅、任兩位好友:

“前年任與梅,聯盟成勁敵/與我論文學,經歲猶未歇/吾敵雖未降,吾志乃更決/誓不與君辯,且著《嘗試集》。”

1917年刊登于《新青年》第2期的《文學改良刍議》點燃了“文學革命”之火。年僅27歲的胡适由此暴得大名,和陳獨秀一道成為當時中國最耀眼的思想文化明星,和無數新青年心中的導師。

幾乎在同時(1917年1月),梅光迪在英文版《留學生月刊》第12卷第3期上發表了《我們這一代的任務》一文。他提出:在當前的文藝複興時代,伏爾泰主義(啟蒙主義)是不可避免、也是必要的,因為習慣的枷鎖困住了我們。但是,這樣容易導緻中庸的喪失,尤其在一個動蕩狂躁的社會環境中,一時沖動的行為容易在卑微地模仿過去和反傳統兩個極端間搖擺。所以,他認為:最重要的任務是“在空前的民族危機中尋找到一種方法,重新調整變動不居的情況,去收獲新與舊融合的最佳成果”。

有别于當時國内的種種複古、守舊思潮的是,梅光迪提出——“我們今天所要的是世界性的觀念”,并要使“曆史成為活的力量”。

幾個留學生在1920年代一場關于文字與文學改革的小争論,何以逐步引發并震蕩了整個20世紀中國的“新文學-文化革命”運動,又何以使得一批近現代中國最優秀的知識分子由此分化為對立的兩大思想文化陣營?

《胡适評傳》作者、美國曆史學者賈祖麟(Grieder)的點評可謂直中靶心——他指出:在當時人們心中,文學革命的目的不隻是舊文學的毀滅而已,“反對者是在保護一整套的文化價值,而提倡者則反對生硬的古語與老文學的陳詞濫調,要棄絕那整個社會文化的遺産。”

這正是胡、梅這對曾經的密友價值分歧的核心所在,也是日後以北大、《新青年》為核心的文化激進主義陣營,和以《學衡》為核心的文化保守主義者之間長達數十年論争的核心所在。

首聚哈佛

——白璧德的中國門徒

1917年起,正當胡适和《新青年》在國内聲名如日中天、呈壓倒性的大勢,遠在波士頓的梅光迪開始在留學生中“招兵買馬”,召集志同道合者,準備和胡适、陳獨秀等新文化派進行持久的論戰。

1918年9月,吳宓轉學至哈佛,和梅光迪會面,兩人一見如故,“屢次作竟日談”,自此結盟。據吳宓所記:“梅君慷慨流涕,極言我中國文化之可寶貴,曆代聖賢、儒者思想之高深,中國舊禮俗、舊制度之優點,今彼胡适所言所行之可痛恨”,他并自比春秋時挽救并複興楚國的申包胥,而胡适則是那個發誓要覆楚的伍子胥。

梅的一番慷慨之辭令性情中人吳宓十分感動。他當即表示:願效馳驅,勉力追随,如諸葛亮對劉備那樣“鞠躬盡瘁,死而後已”。

吳宓小梅光迪四歲,陝西泾陽人,生長于吳家大院,是熱門電視劇《那年花開月正圓》女主角的曆史原型、晚清陝西女首富周瑩的堂侄。1911年,吳宓考入清華學校留美預備班,1917年赴美留學,先在弗吉尼亞大學英國文學系學習,獲文學學士學位,次年轉入哈佛大學研究生院,師從白璧德研習比較文學、英國文學和哲學,與陳寅恪、湯用彤并稱“哈佛三傑”。

在哈佛,和梅光迪、吳宓密切往來的還有湯用彤、陳寅恪、樓光來、張歆海。他們一起聽白璧德的課,對陳獨秀、胡适此時在國内發動反傳統的“新文化運動”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據吳宓日記載,“均莫不痛恨胡陳。”張歆海表示:目前諸位“羽翼未成,不可輕飛”,等他年學問成,同志集,“定必與若輩鏖戰一番。”

白璧德

在哈佛校園,一股日後被稱為“學衡派”的骨幹力量已大緻聚攏成形。他們都對本國文化傳統懷着極深厚的情感,反感“新文化派”的反傳統主張,同時也都是新人文主義大師白璧德的“中國門徒”。

歐文·白璧德(Irving Babbitt),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代表人物,1912年至1933年執教哈佛大學。在20世紀初期,他逆時代潮流而動,對西方的現代性進行反省,抨擊泛情人道主義和科學人道主義,批評浪漫主義和道德上的不負責任,呼籲節制情感,恢複人文秩序。

除思想學說外,白璧德之于當時中國留學生的魅力,恐怕很大程度上還因着他對東方文化和價值的一份尊敬和理解。身為西方學者,他擺脫了“歐洲文化中心論”的心态。白璧德的夫人出生于福州,他雖然不懂中文,對中國文化卻十分關注并給予很高的評價。

1933年白氏去世,吳宓發文悼念,列舉白璧德的“中國門弟子”有梅光迪、吳宓、湯用彤、張歆海、樓光來、林語堂、梁實秋、郭斌龢八位。從事植物學的胡先骕雖沒有上過白璧德的課,但曾翻譯、介紹過他的文章,并在哈佛期間登門拜訪過他。在梅、吳和胡之外,梁實秋是最積極、最系統地向國人宣傳、實踐白璧德及其新人文主義主張的人。

1921年,白璧德曾應美國東部中國學生會的邀請,做關于“中西人文教育”的講演。他指出中國文化的最大優點在于重道德觀念,最富于人文精神,孔子和亞裡斯多德的學說不謀而合,中西方都應該對二者的倫理關系作對比研究。他主張中西方的人文主義者聯合起來,為建立一個“人文的、君子的國際主義”而努力。

白璧德非常關注中國正在發生的“新文化運動”以及激烈的新舊之争。在演講中,他公開批評“新文化運動”矯枉過正,不免重蹈西方機械主義覆轍,是一場“功利情感運動”。一方面,他理解中國人希望發展工業革命、科學以抵禦列強侵略的願望;但是,他也提醒必須審慎,保存其“偉大之舊文明之精魂”,不應在倒浴水時把盆裡的孩子一起倒掉。

1921年,因被陳獨秀批評海外留學生和國内文化運動“無關”,《留美學生季報》展開了“留美學生與國内文化運動”的讨論,孟憲承、吳宓、邱昌渭等都參與了論争。

吳宓在第8卷第1号發表的《論新文化運動》,是留學生中批評、攻擊新文化運動最激烈、最具颠覆性的。他把新文學視作“亂國之文學”,“其所主張,其所描摹,凡國之衰之時,皆必有之”,是“土匪文學”,說“今中國之以土匪得志者多,故人人思為土匪”。認為“趨附新文學”的人,是“對中西文之書,皆未多讀”,“不明世界實情,不顧國之興亡,而隻喜自己放縱邀名者”。

《學衡》

1921年7月底,在啟程回國的遠洋輪船上,他還就邱昌渭對他的批評(《答吳宓君》),又寫了《再論新文化運動——答邱昌渭》。針對邱說他是為了維持“聖道”,他說自己感覺“此其名如何之魅,其事如何之大”,并說自己就是要維持“聖道”——不單是孔子之道,還有耶稣、釋迦、柏拉圖、亞裡斯多德之所教,不分中西門戶之見。

在時代洪流混雜的嘈雜聲中,吳宓和梅光迪所發出的聲音完全沒有引起如《新青年》上的文章那樣的關注,似乎如胡适所說——文學革命早已勝利,且已牢牢占據中國新文化的統治地位,“幾個留學生的反對,已毫無力量。”

此後的歲月中,吳宓、梅光迪等學人似乎永遠“落後”于時代,與時代的主流“格格不入”。在劇烈變動的20世紀,這些“執拗低音”被時代交響曲中激越亢奮的主旋律所遮蔽。

群英荟萃東南——《學衡》和學衡派群體

1921年秋,在梅光迪的召喚下,吳宓回國執教于東南大學。

第二年9月,東南大學設立西洋文學系,梅光迪為系主任,吳宓任教授。在劉伯明的支持下,梅、吳二人又陸續邀請哈佛時期的好友湯用彤、樓光來以及李思純等志同道合者來東南大學任教。一時間,東南大學群賢畢至、人才濟濟。一個史稱“學衡派”的文化保守主義知識分子群體已經聚攏、形成。

1922年1月,《學衡》雜志正式創刊。《學衡雜志簡章》即闡明宗旨——“昌明國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評之職事,無偏無黨,不激不随。”卷首插圖是孔子和蘇格拉底兩位先賢畫像,象征着雜志旨在融合中西方最優秀文化的抱負。第一期刊登的文章有梅光迪的《評提倡新文化者》、胡先骕《評〈嘗試集〉》,都是針對胡适和新文化運動發起的批評。

雜志社和同人聚會之所設立在吳宓南京的寓所——鼓樓北二條巷24号。吳宓自制一塊白底黑字招牌——“學衡雜志社”,釘在大門外。在這裡,《學衡》召開了第一次社員聚會,到場的有梅光迪、吳宓、劉伯明、胡先骕(東南大學生物系主任)、柳诒徵(曆史系教授)等八人。

會議定下了雜志體例,分通論、述學、書評等六門,并派定梅、馬、胡、邵(祖平)為各門的主任編輯。大家公推柳诒徵撰寫發刊詞——《弁言》,封面的“學衡”二字則請湖南宿儒曾農髯題寫。

1946年柳诒徵(前排中)等國學圖書館同人攝于陶鳳樓,後排右三為周啟文,左五為戴瑞琪,右一為王綿

梅光迪、胡先骕為雜志發起人,吳宓為雜志總編輯兼幹事。此後,柳诒徵、湯永彤、缪鳳林、景昌極等先後擔任編輯、幹事。雜志刊文不設稿酬,凡為《學衡》雜志做文章者即為社員,印務則由中華書局承擔。

從創刊起,《學衡》雜志的五大主力是梅光迪、吳宓、胡先骕、劉伯明、柳诒徵。此外還有六十多人圍繞該刊撰文,全部作者人數達一百多人。前期以東南大學師生為主體,1925年吳宓北上入清華籌備、主持國學研究院後,又吸納了王國維、陳寅恪、梁啟超等清華國學院師生加入作者隊伍。

學衡群體大多是留美歸國學生,基本為執教于高校的知名學者、教授,無黨團派别和官方政治背景。他們都有着自己堅守的人生信念和文化“道統”,敢于逆已成大勢的新文化運動“主潮”而行,公開與以陳獨秀、胡适等為核心的新文化運動主力軍“叫闆”。

“學衡派”能群聚于東南大學,和副校長劉伯明有“兼容并包”之胸懷是分不開的。劉伯明之于東南大學和“學衡派”,恰如蔡元培之于北大和以《新青年》為核心的激進主義知識分子群體。

《學衡》是一本真正意義上的“獨立”思想雜志,無論在政治上還是經濟上。東南大學并不提供經費支持,雜志的基本印刷費由骨幹成員每人出一百元作基金。到後期出版經費緊張時,由吳宓個人每期補貼百元,并向親友募捐來勉強維持刊物的運行。

1923年,時任臨時政府教育總長章士钊表示願意出資1000元支持《學衡》雜志。盡管章氏在思想文化的立場和“學衡派”相近,吳宓等人還是拒絕了這筆資助,以确保雜志和任何政治勢力保持距離。

連一直對“學衡派”持嚴厲批判态度的周作人也評價說:民國時期的形形色色“古文複興運動”,背後大多有“政治的意味”和“人物的背景”,譬如林纾之于徐樹铮,章士钊之于段祺瑞,但《學衡》的複古運動沒有政治目的,是真正為文學上的古文“殊死戰”,“雖然終于敗績,比起那些人來更勝一籌。”

學衡派群英荟萃、齊聚東南大學的盛況,持續兩年就不複存在了。1923年11月,《學衡》的主要支持者劉伯明突發腦膜炎去世,年僅38歲。他的繼任者缺乏兼容并包的胸懷,西洋文學系很快名存實亡,到1924年四五月被校方裁并。

“學衡派”一時風流雲散:梅光迪赴美執教哈佛,吳宓北上受聘于東北大學,缪鳳林、景昌極等也到東北大學任教,李思純回四川成都,胡先骕再度赴美深造,在哈佛攻讀植物學博士學位。

雜志發起人梅光迪從一開始就把《學衡》的編輯工作和社務全部丢給吳宓,自1923年起就不再給《學衡》撰稿。

作為主編,吳宓苦苦維系,幾乎靠一人之力支撐着《學衡》。他是雜志的核心,也是整個學衡群體裡最有團隊意識的。北上後,他曾幾度積極籌劃,想讓分散各地的學衡同仁們重新聚集在一起,恢複當年群英荟萃東南的盛景。

1925年,吳宓回母校清華,負責籌備國學研究院,曾計劃讓劉永濟、柳诒徵、吳芳吉等人受聘清華,但沒能成功。當時,柳诒徵、缪鳳林、景昌極都在東北大學任教,他一度又設想以東北大學作為“學衡”的基地,趕到天津和過路的柳诒徵會面,商議此事。但柳還是想回到東南大學,不願一直待在奉天(沈陽)。吳宓在日記中寫道:“宓之計劃,亦隻可廢止而已。”

1927年7月初,得知任教于東北大學的“學衡派”同人決定南歸,他很傷感,在日記中說“宓在東北所苦心維持經營之團體,真将瓦解”,抱怨柳、劉、景、吳絲毫不理解他的心意,“隻任一己之自由,而無團體之計劃在心,可傷也。”

為《學衡》撰稿的人并不多,辦刊經費時常不足,社務也無人過問,也無人捐助,隻有吳宓一人為刊物籌款操心,編輯權也因此落在他手中,所以有人說“《學衡》雜志竟成為宓個人之事業”。

在日記和自編年譜裡,吳宓記錄下自己的操勞和委屈,以及同人的不理解,為得不到應有支持和社會認可而傷感,“平生苦作,而不能感動一人,獨立辛勤從事,而無人襄助,無人矜憐,無人贊許,無人鼓勵,殊可痛傷。”

1932年,《學衡》在南京的社員們不滿于吳宓在北京一人獨攬雜志編輯權,要求雜志和中華書局解約,轉而歸張其昀創辦的南京鐘山書局印行。這使得吳宓和南京同人産生了分歧,他隻好辭去總編輯職務。南京方面改選缪鳳林為總編輯,并與中華書局解約。

當時,在南京的柳诒徵、張其昀、缪鳳林認為:《學衡》已經背負落後、保守的惡名,決定放棄《學衡》的名字,于1932年9月另起爐竈,創辦了《國風》。79期成為《學衡》的終刊。

在和“新文化派”對峙的反對派刊物中,《學衡》是存在時間最久的。除前後相承的《學衡》、《國風》外,屬“學衡”一派的還有多個由成員創辦、主持的外圍刊物,包括以曆史學者柳诒徵和其學生為主體的《史地學報》、《文哲學報》、《史學和地理》,吳宓在清華時期負責主編的《大公報·文學副刊》,1945年由張其昀、錢穆、馮友蘭主持的《思想與時代》等。

文學論戰:“含淚批評家”和“古衣冠小丈夫”

1922年,19歲的文學青年胡夢華因一篇詩歌批評所遭遇的,是“學衡派”及其同情者在與同時代“高音”競聲的一個縮影。

時隔八年,沈從文回顧這場論争時評論說:“《蕙的風》所引出的騷擾,由年青人看來,是較之陳獨秀對政治上的論文還大的。”

1922年8月,上海亞東圖書館出版了“湖畔”詩人汪靜之的新詩集——《蕙的風》,這是現代文學史上第一部愛情詩集。

上世紀20年代初,出現了以汪靜之、馮雪峰等浙江第一師範學生為群體的“湖畔詩社”。他們專事抒情短詩的寫作,以一種挑戰姿态直接抒寫對異性的渴慕,對戀愛自由的向往與追求,掀起了愛情詩寫作的新高潮。

青年詩人汪靜之是胡适的同鄉晚輩,因胡适的提攜和幫助,一下子躍上中國詩壇。他的詩集《蕙的風》最初得以出版,也是因為胡适出面幫的忙,并請胡适為之寫序。

序言中,胡适對汪靜之的詩歌創作大加肯定,把他劃歸五四新文化運動中第二代少年詩人(“湖畔詩人”),稱贊汪“是這些少年詩人之中最有希望的一個”。指出了汪靜之詩歌的稚氣與淺露,但又認為這樣遠勝于暮氣和晦澀。胡适最為肯定的,是汪對“詩體的解放”。

因着名人胡适的推介,《蕙的風》很快引起文壇大佬們的注意。朱自清讀後稱贊汪靜之有詩歌的天才,“他的詩藝術雖有工拙,但多是性靈的流露”;周作人專門做《情詩》一文,指出《蕙的風》顯示了情詩的精神,“所以見了《蕙的風》裡‘放情的唱,我們應該認為這是詩壇解放的一種呼聲。”